TUhjnbcbe - 2025/2/10 17:06:00
自古以来，人们便有记录、观测水位的习惯，这种对水位的记载最早可追溯至大约公元年至公元年，人们在尼罗河发现了一块石碑的碎片，碎片上刻有尼罗河的水位记录。据专家分析，古人记载尼罗河水位时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把水位标刻在河流的岸壁上，第二种是利用伸入河中的阶梯作为标识水位的标记，第三种是通过导管把尼罗河水引入竖井或水槽中，水位标记则刻画在井壁或水槽中央的立柱上。那么，古人，以及现代人，为什么要去测量水位呢?其实原因很简单，这种种方式都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预防水灾并合理利用水资源。商代的古人为预防水灾发明了在甲骨上占卜水灾的卜辞；东汉时期李冰在都江堰利用三个“李冰石人”作为水尺测量水位；宋代使用水则碑；清代利用志桩水尺，观测水位对人类的生活起着重要性的作用。卜辞是占卜水患的一种方式，在癸亥这一天由名为“争”的占卜师进行占卜，反复询问洹水会不会发生灾害，会不会威胁到城邑。殷商时期，人们为了方便取水，通常居住于洹水附近，占卜水位便显得极为重要，假如有险情，则由巫师进行止雨、祈雨等一系列祭祀活动，迫不得已的时候，还要进行多次搬迁。“祭河神”这种仪式便开始于殷商时期。在《华阳国志.蜀志》中对李冰的石人有过记载：“立三水中，与江神要（约定），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意思是，都江堰的水位，枯水期没有低于石人脚面，丰水期没有没过石人肩膀，知道石人的身高，便能估计出丰水和枯水期的水位，及早做出应对，水枯则易干旱，水丰则易发洪水。杭州西湖“三潭印月”中有三座由苏轼立下的石塔，这三座石塔与李冰的石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一个水位标尺，通过它可以判断西湖内泥沙淤积程度，以便及时清理，不过苏轼建造的三座塔早已毁坏，现在的三塔则是由明朝时期重建的。明代《吴江水考》记载了水则碑记录水量的方式：右水则碑记载一年内各月、各旬的水位变化，左水则碑记载各年的水位变化，最后从水位变化中总结出规律。到了清代，水则碑则变成了木质志桩水尺，在志桩上刻划上丈尺，大志桩设有工之处，小志桩设各堡门前，水漫堤根时，由兵夫查报尺寸，这种水尺一直沿用到清末。我国关于洪水最早的记录来自于《水经注.伊水》中洛阳伊阙左壁上的一条洪水题记：“黄初四年（年）六月二十四日辛巳，大出水，举高四丈五尺，齐此已下”。这块题记记录了伊河发生洪水的时间以及水位的高度。似乎古人很喜欢用这种石刻题记的方式记载水文的历史。在重庆涪凌区城北长江中有一座白鹤粱水下博物馆，被誉为“世界第一古代水文站”、“世界水文资料宝库”、“水下碑林”，也是重庆4A级旅游景区。在距离江面大约40米左右的位置有一条长达米的天然石粱，石粱分三段，在中段位置长约米宽约15米的粱体上，发现了约段石刻，这些石刻记录了公元年至年近年间长江72个枯水年份的水文情况。在这些石刻中，有一处水刻格外引人注目，它便是石鱼，石鱼为一雌一雄，鱼鳞皆有36片，是所有石刻中年份最早的。更为奇特的是，经过研究发现，石鱼的鱼眼与我们现代的标尺0水位不谋而合。通过对石鱼和碑林石刻的研究、换算，人们最终记算出了年间长江的枯水程度与规律。千百年来，生活在涪凌长江沿岸的居民根据白鹤粱上“石鱼出水”的现象来预测年岁丰歉，通过白鹤粱在江中出水体积的大小来判断行船的航道。当地流传着“石鱼出水兆丰年”的说法，当石鱼出水之时，便是江水最干枯的时期，此后，降雨量便会慢慢增加，庄稼因为有了雨水的浇灌便会丰收。著名的三峡水电站以及葛洲坝水电站便是依据这些水文的记录建造的，水利工程按造千分之一的机率为保险系数，保证在特枯水位和特大洪水出现时，依然能够保证工程可以足够的发电。枯水期、洪水期的水位，对船舶的航道、航期、持续时间等影响重大，重庆万吨巨轮终年能够畅通、直航重庆市，便是得益于白鹤粱上的千年石刻这个“1”。在那些古人的题刻中，也有关于石鱼的记载，例如《庞恭孙题记》便提到了大宋大观元年正月壬辰，“水去鱼下七尺，是岁夏秋果大稔”；《谢昌瑜题记》记载了“江水退，石鱼出见，下去水四尺……”。通常，石鱼出现之时，白鹤粱便会露出水面，古人们常常在这个时期来到石粱上游玩，据说，因为常有白鹤栖息于石粱上，石粱便有了白鹤粱这个名字。不过也有人称白鹤粱的得名来自于北魏时期尔朱真人在此修炼，得道成仙后驾鹤而去，因而被称之为白鹤粱。无论哪种原因得名，并不重要，总之这座石粱最终被赋与了神圣的意味，人们在枯水时期常常来到白鹤粱对之祈福以寻求庇佑。如今，重庆在白鹤粱上方建造了一座白鹤粱博物馆，在长江江心设置了一条利用潜艇技术建造的可以进入的U形参观走廊，人们从此不仅可以了解到古人测量水位的历史，更能够亲自进入江心下到水位约40米的位置近距离观赏那些古人对水文记录的石刻，欣赏那座长达米的对历史和未来起着重要意义和作用的石梁。TIPS:白鹤粱博物馆位于重庆市涪陵区滨江大道二段号营业时间：9:00-17:00(16:30停止售票、周一闭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