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唐）章碣-《焚书坑》
公元前年，因博士淳于越反对实施郡县制，主张按照先秦古制分封诸侯，丞相李斯极力驳斥，并建议秦始皇销毁民间藏书以防止百姓以古非今、诽谤朝政，最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令收缴民间藏书、严禁私学，并将收来的藏书投入烈火中焚烧殆尽。
一年之后，秦始皇因遭方士侯生、卢生愚弄而下令抓捕名方士（一说是“儒生”）并全部予以坑杀，这就是秦朝历史上的“焚书坑儒”事件。近一百年之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正式成为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历朝历代所推崇的正统思想，其余诸子百家学说则在政治上遭到贬黜。
对于发生在秦汉时代的这两起历史事件，史学界的定义几乎趋于一致，两者都是统治者思想专制之下的产物。然而具体而言，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还是存在着许多的不同之处。
事实上，秦始皇与汉武帝是极为相似的两位帝王，两者同是大权独揽的强势君王、同样有着“大一统”的政治思想，也同样在政治上采取积极主动的政策，希望能够有所作为，而不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个守成之君。
最后也同样因自己的帝王大业对民间压榨过重导致民怨沸腾，以至于秦始皇死后秦朝迅速亡国、汉武帝晚年各地起义不断，致使武帝不得不下罪己诏缓解危机。
不过在具体政策的制定上，焚书坑儒与独尊儒术这两起动机、目的相同的历史事件完全能够显现出两人不同的执政风格
01法家式的简单粗暴
秦始皇建立皇帝制度，成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皇帝之后，他所做的一切都在于维护秦王朝的专制统治，保证子孙后代“递三世可至万世而为君”，永久享有统一的江山社稷。因此，秦始皇不仅命令蒙恬北上打击匈奴、修筑长城，还下令收天下兵器于咸阳，铸成十二个金人，以保证没人能够拿起武器，对抗大秦帝国的虎狼之师。
但刀剑威胁下的肉体上的屈服只能是一时，专制统治者想要保证社稷永存、江山永固就必然会去试图控制人民的思想，让人民从思想上彻底屈服，不仅不敢言，而且也不敢怒，秦始皇焚书坑儒的目的就在于此。
然而秦始皇的一生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在于他过于倚重法家思想，认为仅靠法家的法、术、势就能够压服四海，而忽视了儒家所提倡的仁、礼的教化作用。在焚书坑儒中，秦始皇干脆简单粗暴地直接禁止民间藏书，大力打压民间学术的发展。
在如此简单粗暴的暴力打压下，秦始皇非但难以达到让人们在内心里完全屈服于秦王朝的效果，反而还会激情被秦王朝打击的诸子百家对秦王朝的仇恨，最终促使诸子百家的人才们在秦末战乱中纷纷加入反秦阵营，并最终亲手埋葬了秦王朝。
02“外儒内法”的汉代新儒学
相比较之下，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就要显得温和许多，对于人民来说也更具欺骗性。一方面，汉武帝并未焚烧儒家以外的百家典籍，坑杀儒家以外的百家门生。除此之外，汉武帝所推崇的儒家也并非纯粹的儒学，而是在董仲舒的主导下融入了法家、道家及阴阳家的思想。
纯粹的先秦儒学并非像后来的儒学那样对统治者奴颜婢膝，而是在强调社会等级秩序、提倡“君为臣纲”的同时，主张“君不正，臣投他国”，非常注重对统治者的道德约束，以及读书人在权力面前的独立人格，强调“民为贵，君为轻，社稷次之”的民本思想。这样的儒学在秦始皇面前不讨喜，自然也得不到同样专制的汉武帝的青睐。
董仲舒的新儒学，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披着儒家“仁义”外衣的、“外儒内法”的法家学说，汉武帝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专制君主自然会推崇极力研究帝王统治术的法家学说，但是秦亡之后，法家便有了“刻薄寡恩”的恶名，因此就需要通过儒家的“仁义”学说进行伪装。
董仲舒的新儒学就很好地适应了汉武帝在思想文化方面进行“大一统”的需求，自然而然就被汉武帝所采纳，成为了影响中国两千余年的官方正统学说。
03高明的文化专制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虽然从本质上来说都是专制统治者在思想文化领域实施的专制政策。正如史学家顾颉刚所言：“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裁制；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诱引”。
但两者相较之下，汉武帝的文化专制手段更具欺骗性，也更加高明。他成功地让法家的帝王统治术披上了儒家“仁义”的外衣而得以延续，用儒家的学说成功地将帝王的形象，由法家之下骄奢淫逸、贪婪暴虐的暴君形象美化为了教化万民、匡正纲常的教化者。
此外，通过儒学教育，汉武帝也成功笼络了一批忠于自己的人才班子以制衡勋贵、外戚集团，从而巩固了皇权。
无论是秦代的焚书坑儒，还是明清的文字狱，都远不及汉武帝的手段高明。这也是汉武帝即使为自身功业滥用民力却依然能够延续汉代数百年的国祚，而秦代在始皇驾崩后迅速崩溃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