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校长的来源：文科好还是理工科好
梁子民 毕文昌
梁：中国大学校长的来源，不同时代有不同的特色。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傅斯年、罗家伦则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后来又留洋深造。梅贻琦、竺可桢是科学家，先有科学成就，后主掌大学。1949年以后，大学校长的来源主要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安排社会资望很高的学界名流，比如马寅初做北京大学校长，陈垣做北京师范大学校长，陈望道做复旦大学校长，李达做武汉大学校长，但实权在*委书记手里。另一类是领导学生运动出身的*内知识分子，如蒋南翔做清华大学校长、华岗做山东大学校长。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则是*内元老。
毕：前一段时期，综合大学的校长大多由理工科出身的教授担任，引起过议论。我想，这和中国院士制度的现状有关。因为中国现在有科学院院士，工程院院士，而没有文科院士。文科出身的教授，哪个更有资格做大学校长，好像缺少一个更有分量的头衔。人们议论现在是工程师的套路管理大学，比如数字化，毛病不少，其源出自理工科教授当校长，对文科的特点缺乏基本的理解。其实，校长的教育背景虽然不能说不重要，但并非问题的关键。梅贻琦是理工科出身，并不影响当年清华文科的鼎盛。
梁：理工背景的校长可能很有人文精神，而人文背景的校长也可能一副官僚嘴脸。最近中科院前院长周光召对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有一个批评，意思是当官就当官，研究就研究，不要什么都想要。这个意见切中时弊。
毕：最怕的就是把校长的职位当成官来做。前些时候，我从报纸上看到对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王树国的采访。他曾经担任国家“863”计划智能机器人专家组副组长。3年前，他有两个机会，或担任黑龙江省副省长，或担任哈工大校长，他选择了后者。他说：“我是研究智能机器人的，想的是把机器变得越来越趋向人，所以我对把人变得越来越趋向机器特别敏感。”这句话说得好。
梁：不当省长当校长的情况，过去也有。上世纪50年代，郭影秋是云南省长，而且不是副职，是正职。他主动要求辞去省长当校长。先去南京大学，后去中国人民大学。他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当然，那时名牌大学校长的社会地位，比后来要高。
毕：现在的大学校长，其实是有行*级别的。少数名牌大学校长是副部级。一般大学校长是司局级。一些较小的地方大专院校校长，是副局级或正处级。组织部门对此一清二楚。
梁：中国大学校长的行*级别化，产生了一个后果，就是一些官员在**机构升不到更高的位置，便外放为大学校长。中国已经有好几所著名高校，校长由教育部外放的司局长来担任。
毕：行*官员担任大学校长，有利有弊。中国教育体制有高度垄断的特点，校长有行*官员的从*经历，在体制内博弈能力较强，可以为自己任职的高校带来许多便利，会使本校得到较快的发展，这是好处。但行*的特点是高度一致，不然没有效率。官员当校长有可能导致大学的过度行*化和官僚化，过度的整齐和统一，不利于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
梁：官员出身的校长，也不一定排斥学术独立和思想自由。蔡元培先当民国*府的教育总长，后当北大校长。他是中国大学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开创者。一上任，就决定启用陈独秀当文科学长。陈独秀当时还不愿意干，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当即决定，请他把杂志带到北京来办。因为陈独秀，北大才又引进了胡适、李大钊、鲁迅这些风云人物，一下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最近纪念《新青年》创办90周年，《新青年》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和蔡元培主持北大，关系太大了。
毕：蔡元培接手时的北大，是个烂摊子。不少师生出入花街柳巷，是“八大胡同”的常客。要把这么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变成新文化的发源地，不是什么人都有这样的见识和魄力。现在谁要当大学校长，面对的可不是烂摊子，是肥缺了。
梁：改革开放初期，有一些官员出身的校长，也很能开创局面。比如刘道玉，原来是教育部高教司司长，1981年出任武汉大学校长，大刀阔斧地办了不少事，学分制、导师制、双学位制，都是他在中国高校率先实行的。虽然和蔡元培的历史意义不好比，但对于推动中国大学走出苏联模式，还是功不可没。
毕：我也不是一般地否定官员当校长。面对现实，我只是有一种担心，过多的官员当校长，容易使校长的官本位成为一种定势。大学有很多行*事务，但大学不是纯粹的行*机关。行*化的思维，习惯于眼睛向上，习惯于表格、量化等管理办法，已经伤害了大学应有的生机和活力。至于校长以什么方式产生才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