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科白癜风医院地址 https://mip.yyk.99.com.cn/fengtai/68389/jiuzhen-2868.html对于昆仑的考辨与探索，是自古以来研究昆仑及其相关文化特征的热点之一，综观诸说，总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认为《山海经》的昆仑为虚写，一类为实写。
为什么同是面对《山海经》的文本，同是研究昆仑现象，竟会出现如此大的争议呢?首先是因为古籍文献的记载本身存有异议，直接导致了学人争立新说局面的产生。再者，由于先贤时哲都想以古证今，或以今求古，便会导致各自站在各自的学科立场去辨析昆仑的原型特点及地理方位。这一方法论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初露端倪了。
作为中国古代第一部辞书的《尔雅》，对“昆仑”一词也作了解释。《释地》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璎琳琅王于焉。”这里指出昆仑物美的包容性特征；《释水》又曰：“河出昆仑虚，色白。”这又指出流经昆仑之河的水质特点。
基于这两点，都可以看出昆仑在《尔雅》的解释系统里，具有神奇和美丽的外露特质。而对其形体加以着重突显的是《释丘》，从地理的形貌特征去认识昆仑的体态，其文曰：“丘，一成为敦丘，再成为陶丘，再成锐上为融丘，三成为昆仑丘。”按照这种解释，三层重叠之丘称为昆仑丘，昆仑是累积、重叠之义，着眼于山体的纵向延伸的立体形态。
依此去考察《山海经》中描述的昆仑之境。《山海经·西山经》意在展示昆仑之境的物象，采用的基本是平面推移的方式。昆仑神境中出现的各种猛兽珍禽、奇草异木，处于同一平面上，并没有鲜明的层次感。《山海经·海内西经》对于昆仑的描写，基本上也是视其为同一平面，从整体到局部，并由外及内里地加以叙写。将《西山经》和《海内西经》有关昆仑的描述加以对比，便可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
《西山经》对昆仑景观作纯粹的平面展示，没有往纵向延伸，只是处于同一层面的平台。《海内西经》也采用了平面推移的方法，但已经出现立体伸展的趋向，其文写道：“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墟，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这里既提到昆仑之境广阔的幅员，又突出昆仑山的高度，点明其所生长出的木禾的高度。这便提供了一种信息：预示对昆仑物象的描写，有可能往纵向延展的空间，而不局限于单一的平面推移。
而以纵向延伸方式表现昆仑之境的文学作品，首见于屈原创作的《天问》，其文写道：“昆仑县圃，其居安在?增城九重，其高几里?”此处昆仑神境有多重高城，它的高度要以里数计算。屈原根据当时有关昆仑的传说来发问，这说明到战国后期昆仑神话已经发生演变，各种景观不再像早期那样置于同一平面上，而是朝着纵向延展，直指苍天。
稍后的《淮南子·地形训》继承了《天问》对昆仑描写的方式，进一步沿着空间上升的方向扩展，其文写道：“中有增城九重，其高万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修五寻。昆仑之丘，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
通过观察《淮南子·地形训》和屈原《天问》对昆仑物象发问的比较，可见出两者对昆仑的描绘均是在沿着物体纵向发展的空间延伸。《天问》只提到昆仑“增城九重”，指的是九层高城；《地形训》把它的高度说得具体，精确到了尺和寸的度量单位。《天问》对昆仑悬圃未加详明，而《地形训》则把悬圃作为昆仑所具的物象，向上天加以伸延。由此可见，《淮南子·地形训》描写的昆仑物象是立体多层面的。
对于昆仑物象的纵向高度，随着时间的推移，神话传说对它的描述呈现为逐步升高的递增趋势。《山海经·海内西经》称它“高万仞”，到了《史记·大宛列传》所记载的昆仑高达二千五百余里，再到《淮南子·地形训》中昆仑的垂直高度竞达三万多里，并且是九重三界。再往后，托名东方朔所作的《十洲记》称昆仑“山高平地三万六千里”。转至晋代，王嘉《拾遗记》卷十对昆仑如是写道：“昆仑山有昆陵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层，每层相去万里。”
由此而观，昆仑山的高度在不断地被增添，可以从万仞之状演进到上接于天，甚至远出日月之上。
对昆仑物象的描写，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多聚焦于它往纵向延伸的发展态势，这个演进程式是从屈原的《天问》而初肇其端的，到《淮南子·地形训》时已基本成型，大致的时间为战国后期至西汉中期，该阶段与《尔雅》的成书时间大致相吻合。所以《尔雅·释丘》从纵向延伸的高度去解释昆仑之义，立足于先秦两汉时期的文献依据，反映出昆仑物象演变的走势。
换言之，“昆仑”一词包含有高大的物类事象之义，是可以成立的，且在先秦两汉时期一直得到沿用，并对其高大的义项从外部的显性特征加以逐级提升与演绎。
《淮南子》就延续了《山海经》中昆仑与天帝之间的关联作用，并进一步深入到神幻的境界。《史记·封禅书》继续深挖这一精神，其文有云：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晓其制度。济南人公玉带上*帝时明堂图。明堂图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通水，圜宫垣，为复道，上有楼。从西南入，命曰昆仑，天予从之入，以拜祠上帝焉。天子从昆仑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礼。“
司马迁就结合《山海经》中昆仑的地理位势和尊天帝的文化意蕴，演绎出了明堂礼制中祭祀上帝的“郊礼”。自《山海经》时代至汉武帝时期，昆仑物象的内涵由原生态的尊天神思想，演变成初具礼制规模的崇拜上帝之祭祀礼。《山海经》中的昆仑，作为与天帝发生关联的物类事象，早已存在。
换言之，昆仑的高大义项所指，寄寓着浓厚的祭祀文化内涵，具有原始崇拜的思想深度和历史价值，也对先秦两汉时期昆仑物象的演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李炳海先生指明道：“原始宗教的天国圣地称为昆仑，取其洋洋大观而又井然有序之义，这种做法反映出中国原始宗教的思维特征。”此言甚是。
对于昆仑物象高大至极的实义内涵而言，屈原的《天问》认为它是“增城九重”，《淮南子·地形训》把它描绘成与天界相连的画面，《史记·封禅书》视其为通往天庭的必经之地。昆仑极高的实义所指，足以与天界接壤。
换言之，昆仑之境往高大方向的延伸，是能够与天帝发生联系的。依此而论，昆仑物象从《山海经》开始，就已经被说成是“帝之下都”，是天帝在下界的都城，这就使得“昆仑”一词具有内在的张力，存在空间上往高处提升的可能。
《山海经》中昆仑高大事象的原型，在《天问》和《淮南子》中得到借鉴，趋于外部性特征的具体化、细致化及精准化演变，经过对《山海经》昆仑原型的体态之演变，加上昆仑与上帝之都的关联作用，便逐渐与祭祀上天的神灵发生联系，导致了《史记》中对昆仑的尊天思想及高大意象加以诠释，引申出祭祀上帝的礼仪制度。
尽管昆仑与祭祀沟通的关联，是在*治意识形态下发生作用的，然而这一演进均与《山海经》中昆仑的高大意象，以及它品类繁多、类例分明的实义所指息息相关。这也就决定了昆仑本义内涵的外在因素，从直观上而言，在于体现出它的地缘优势，也是《山海经》通过对昆仑物象进行直接铺叙与间接侧记两种表现形式来完成的。
昆仑文化之《楚辞》对昆仑意象的构建昆仑文化之昆仑山的符号化昆仑文化之神话文本对“昆仑之丘”的建构昆仑文化之汉画像石中的昆仑仙境
